主题：[转帖]唐德刚：袁世凯传

一、袁世凯史传再发掘

　　「纽约时报」现任驻华特派员泰勒（Patrick E. Tyler），最近于二月六日该报发表一篇有关浙江奉化溪口镇，蒋介石故居的「专访」。他说近来蒋在大陆上已不再是个「暴徒恶棍」。相反的，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朝山圣地（mecca）。每年平均有访客百余万，且在逐年增涨之中。这些访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陆人，然台湾往访者每年亦不下十余万。 　　作者并感概地说，文化大革命期中，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。老人的骸骨与墓石，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。可想象是惨不忍睹。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，焕然一新；连那座寺庙「文昌阁」亦经重建，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。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「保守派」──其实也是天晓得也。 　　记得七八○年代之间，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。旧中国的骨肉之情，还使我幻想去「访旧宅、扫祖墓」。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，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，有句说「指点乡农识墓门，烟云遥拜泪沾襟。先茔哪有孤坟迹？祖宅真无片瓦存……」──我因回去的早，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。有些诚实的「乡农」故旧，尚告我实情。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，还乡之后，居然还能「哀毁骨立」、「泣血哭墓」，回来告我说：「妈妈的坟还在！妈妈的坟还在！」吾知其为「保守派」红卫兵之杰作也。 　　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「日月潭」，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的「慈恩塔」，祭祀的是蒋母遗像。──这位基督大总统，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？──惭愧的做了个「历史学家」，吾知其心境也。 　　据泰勒的报导说，蒋公近在大陆（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），其声望至少与毛某平起平坐的。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，都承认「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」。他和毛泽东的分别，只是在意识形态上「各为其主（义）」而已。──毛所致力实行的共产主义；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，如此而已。但是言外之意，在当今世界上，「共产主义」连「共产主义者」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，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。 　　别外值得注意的是，「纽约时报」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，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，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（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）一向都有其偏见的；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。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，自西太后、袁世凯而下，诸位总统、主席，到「假皇帝邓小平」（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衔），直至江泽民、李鹏，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。 　　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，什么「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，无不刊载」（“All the News That is Fitto Print”）。可是去秋江泽民访美，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，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会，这则「可刊载」的天大新闻，「纽约时报」硬来它个「只字不提」，封杀得干干净净。 　　纽约时报这种偏见，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。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。可是「纽约时报」对我们国共两党，如稍示青睐，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，争相转播，视若殊荣──乖乖，真是一字之褒，宠踰华衮；一字之贬，严于斧钺。 　　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　　「纽约时报」何以如此偏激呢？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。须知美国这个国家，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。──它在「殖民时代」（Colonial Period）在维吉尼亚（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）一带，搞「计口授田」（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），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（合三百华亩）。瞧瞧，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，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。五口之家，便一千五百亩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几个大地主（包括「官僚大地主」像李鸿章那样），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？──这还是殖民地呢！工业化以后的美国，那还要谈吗？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，一捐就是四十英里（一百二十华里）。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，今日纽约郊区的「七湖公园」。 　　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，眼皮浅。他把中国的「地主、万农」列为五毒之首，加以「斗争」。斗他个死去活来，人头滚滚──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！据洋专家说，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。朋友，我们的地主、富农之所有，往往不三五亩土地啊，有什么可「斗争」的呢？ 　　因此，以毛公那样不刷牙、不洗澡的「农民领袖」，去和五帝之首的「美帝」打交道，他知道啥叫「美帝」呢？──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。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们贫下中农，去斗争美帝，搞世界革命啰。其结果（让我们掉句文），那就叫「奚待蓍龟」啊？ 　　可是把话反过来说。平时锦衣玉食，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，和他们「自由主义者」的政论家和政客们，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？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，其不流于瞎扯淡，也就不可得矣。 　　毛死二十年了。再看看今天的情况。前不久，在我们纽约华人小区强力反对下，美国政府罔顾我小区利益，在我「华埠」隔街建了个「模范监狱」。──乖乖，这那叫「监狱」呢？它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！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，它比那脏兮兮的「北京店」阔气多了呢！那些所谓「三星级」、「二星级」等等，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！──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：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；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。 　　因此，在「自由女神」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（Liberals），就牛皮通天，正气昂然，开口闭口什么「金钱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」。──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、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「贫下中农」看看，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，自由不需要了。──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，和两个幼儿，一家四口，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，活活饿死。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。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冤魂之一而已。

　　「纽约时报」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。它的言论、立场，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，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。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，因而它能一唱百和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。──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，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，震于它的盛名，被它洗了脑，也跟着它起哄，是十分可笑的。相反的，无产阶级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，实在也是「不怪自家无见识」了。 　　笔者不敏，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了，中了毒、上了瘾。每日清晨喝咖啡、吃面包，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。虽然对它论中国事，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，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。──不过，「新闻归新闻，评论归评论」，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，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屈一指的。 　　因此，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，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，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，对袁世凯的评论了。──事实上，直至今日，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，对袁世凯这个「皇帝」，就说（骂）得一无是处。与毛、蒋二公相比，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真的腐烂到底，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，一无是处呢？ 　　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　　在本篇拙作里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，说他想做皇帝，没啥不对。我只是觉得这是个「逻辑的问题」。天下事──尤其是政论家论政，历史家论史──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。要搞全是全非，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、阴阳之道，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、对立之说。──如此，那就既难服人之口，更难服人之心了。 　　再者，值此台湾「民选总统」紧锣密鼓之际，各路英雄，赤膊上阵，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，三死一活！死者固然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景况堪怜。而活者，在冠歪毛脱，血迹斑斑之下，真能仰首一鸣，天下皆白哉？我辈「历史学家」，不疑处有疑也。 　　根据「中华民国」搞「共和政体」（Republicanism）的「法规」（Legitimacy）来说──不！根据世界各国，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──任何法学家、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「中华民主共和国」，简称「中华民国」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。──他比他的继任「总统」──从黎元洪到李登辉──都更为「正式」、更为「合法」。 　　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」和「中华民国约法」之争；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「中华民国」还要加个「在台湾」三字，才能算「合法」呢！ 　　袁世凯就不然了。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，包括外蒙古、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（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，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），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（包括「国民党」），一致公选的、正式的中华民国的「第一任（正式）大总统」！ 　　从纯法理（注意这个「纯」字）上说，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（Legitimate status），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，不！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「正统地位」是完全一样的。──诸位知道，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，并不是「全民直选」的呢。他是在美国「正式独立」（英美巴黎和约，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，承认美国独立）之后五年，才由美国国会公选（并非全民直选）出来，翌年（一七八九）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。 　　袁世凯则是在「辛亥武昌起义」一周年时，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，合法选出来的，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其合法性，和当选的法律程序（Due Process of Law），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，几乎（不，不是「几乎」，是事实上）完全一样的。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，从黎元洪……曹锟、段祺瑞……张作霖……蒋中正……毛泽东……到李登辉……，在法理学（Juris prudence）上说，就没那么光鲜了。 　　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　　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： 　　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，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。第一任（一九一六－一九一七）之纠纷已如上述。第二任（一九二二－一九二三）就更可笑了。那是「直系军阀」先贵之，后贱之的结果。 　　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（一九一八－一九二二）。徐是「皖系军阀」所导演的「安福国会」所选出来的。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、　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「护法运动」中，所要打倒的对象，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。 　　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，布贩子出身的曹锟。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，在合法的国会之内，收买了一些「猪仔」议员去投票选举他。终于当了个「贿选大总统」（一九二三－一九二四）。──这些「猪仔」和他们的买主，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，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。 　　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（祺瑞，一九二四－一九二六）和张大元帅（作霖，一九二七－一九二八），他二人连个「总统」名称都不敢当，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。 　　军阀终于被打倒了。继起的是国共两党「以党治国」的政权。〔笔者附注：共产的领袖们，尤其是毛泽东，硬说「以党治国」是国民党专有的「反动统治」的形式。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「人民政权」，不是「以党治国」──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。我认为「人民政权」的统治形式，也就是「以党治国」。──刘少奇、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，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「历史是人民写的」。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，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「以党治国」的政权。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，都能接受的。〕 　　要言不繁：既然是「一党专政」，「以党治国」；以党的「领袖」来代表国家的「元首」。那么从「纯法理」上说，则这种元首、总统、主席、大元帅……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（legal substitute）。因为「党」与「国」，究竟是两回事嘛。 　　就以「老总统」蒋中正先生来说吧，他老人家做了数任「国府主席」，但那都是国民党「以党治（代）国」期中中常会指派的。后来「行宪」了，当了国家元首的「第一任总统」。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。他们只能说：「国家者，土地、人民、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。」在那「戡乱」未了时期，「三元素」一样不全，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。 　　毛泽东不通西学　袁世凯土法炼钢 　　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，霸占了「美庐」，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。中共建国之后，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──先是「共同纲领」，后是「宪法」，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「主席」（一九四九－五四－五九），五年一任。依法毛主席是「选」出来的。可是毛公公开声明，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。文革期间，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： 　　有人说选举很好，很民主，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，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。（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「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」，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「内部参考」之「毛泽东思想万岁」，页六七三） 　　既然没有「真正的选举」，所以他一再说，「选举我是不相信的」；「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」（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「和卡博、巴庐库同志的谈话」，载同上书，页六六七）。 　　毛公此言不打紧，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「政协委员」和「人大代表」们不平了。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，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，还值五千银子一张。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，竟至「一文不值」？！岂非咄咄怪事？ 　　再者，毛又自称他「焚书坑儒」十倍百倍于秦始皇。事实上，他所直接、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历史上，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！──他那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？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，毛氏也有一番怪论。他说： 　　清朝末年，一些人主张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」。「体」好比我们的总路线，那是不能变的。西学的「体」不能用。民主共和国的「体」也不能用。「天赋人权」、「天演论」也不能用。只能用西方的技术。当然，「天赋人权」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。什么「天赋人权」？还不是「人」赋「人权」。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？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。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。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毛泽东「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」，载前书页六二四－六二五） 　　有心的读者士女，你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，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罢。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，居然认为「民主共和国的『体』也不能用」，那用什么「体」呢？君主专政？个人独裁？ 　　读罢毛公此言，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「共和政体」没信心，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？──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，所以改搞「以俄为师」。张学良、蒋介石和许多「黄埔生」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，乃以墨索里尼、希特勒为师，去组织褐衫党、蓝衣社。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、斯大林。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，他生也早（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），当他发现「民主共和国的『体』也不能用」时，列宁、墨索里尼、希特勒……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，他就只有回头去搞「土法大炼钢」，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。──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写传记的人，月旦时贤，多学点比较传记学，他对他的英雄（或狗熊），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。 　　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　　再者，所谓「民主共和国」（Republic）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。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，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，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（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），和五四新青年（像毛泽东），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。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，一朝得志，便号令天下，怎能不误尽苍生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，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「英文老师」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，都该打烂屁股。教不严、师之惰也。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里的Right（权利）和Power（权力）都弄不清楚，而谬释典籍，怎能不误国误己呢？ 　　「天演论」里的「天赋人权」者，天生吾民，与生俱生，不可剥夺之「人的权利」（Human Right）也。毛公所说「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？」这个「权」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「权力」（Power）也。──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，而欲天下澄清，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，那就缘木求鱼了。 　　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，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。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，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。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学鸿儒，什么东西洋「两顾问」，什么「六君子」、「十三太保」等代为吹嘘，加以解释。「宰相要用读书人」嘛。当续论之。 　　毛就不然了。他决定要做秦始皇，则宸纲独断，将相圣哲一身兼之，把六君子、十三太保等臭老九，也杀得精光。朋友，吾人啜茗独坐，民国史一卷在手，褒贬之间，欲把袁、毛二公比较一番，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，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。 　　更有趣的是，笔者近月读「袁世凯全传」（侯宜杰着，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）。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，都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。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，征引详博，足见功力。然一字不遗细读之，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「窃国」（陈伯达）、「盗国」（黄毅）之旧调。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。青灯独坐，笔者戏以铅笔，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「袁世凯」三字划掉，改以「蒋介石」或「毛泽东」三字补入之，再重读全文，竟发现也切贴入微，天衣无缝。哑然失笑之余，也恍恍有悟──原来在近代中国「攻治转型史」中，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，原是一母所生，有其「通性」。这在现代社会学上，便叫做「次文化」（Subculture）了。──读者士女，你我升斗小民，如果忽然黄梁一梦，做起了主席、总统或大元帅来，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──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「客观实在」（且用个「辩证法」的名辞）。形势比人强，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，都逃不掉那种脸谱！历史家如厚责于袁、蒋、毛三公，那就在「历史学转型」中开倒车，把现代历史科学，又领回司马温公的「臣光曰」的老套路中去了。 　　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　　读者如不惮烦，让我随手（真的是「随手」一翻）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。我把袁世凯三字用XXX代之。读者可用袁、蒋、毛三公大名再补入而重读之。自己再「臣光曰」一下，就知道了。原文如下： 　　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，人身自由毫无保障。在北京，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、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。侦探密布，军警四出，人人自危，稍一不慎，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。在「二次革命」期间，XXX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，对反对者恣意杀戮，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，暗无天日。议员伍汉持、徐秀钧，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。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。（见上引「袁世凯全传」，页三三六－三三七） 　　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「次文化」的描述，对袁似稍嫌过分──非袁较蒋、毛仁慈也。是他的老特务东厂、锦衣卫、血滴子那一套，不够现代化也（搞秘密警察也有其「转型」的过程）。 　　这一段对蒋，尤其是对毛，则颇嫌不足。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、义、俄、日为师的那种老式的「警察国家」（police state）;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，已臻化境的「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」（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）。这一老套路，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，所谓「使民战栗」也。至始皇帝搞焚书、坑儒，偶语弃市，而登峰造极。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。──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、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，时人（包括侯宜杰教授）所说的「封建法西斯统治」。──用这套后文革名辞，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！ 　　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「共和政体」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？小可曲不离口，讲了三十多年的「转型论（病）」，和黑格尔、马克斯师徒的「辩证法」，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。司马光的「臣光曰的历史哲学」也可解释一部分──从行为科学的观点，回看司马光的「才德论」，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；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。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，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，套上东方文明，就死角太多了；「西方」的人权论，也跳不开这个框框──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，以就教于高明。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，就是「空谈」了。 　　要做伪君子，莫作真小人 　　再具体的回溯一下。在清末明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，转来转去没个出路。到头来大家都要搞「寡头政治」，搞个人独裁。此非袁、蒋、毛三公如此；中山亦不能免也。睹此，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，不是司马光的单纯「才德论」所可规范了。 　　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。事实上，在孙、袁、蒋、毛四人之中，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（皇帝）。而在此项追求之中，反以袁为最「低调」（low profile）。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「君主立宪」制下的洪宪皇帝，那就于愿已足了。洪宪者，洪〔宏〕扬宪法也。 　　可是毛泽东的干法，岂是洪宪而已哉？他造宪毁宪。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（刘少奇）杀掉不算；再把个依「党宪」产生的接班党魁（林彪）也赶尽杀绝。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（江青）培值成「秦二世」。这算啥名堂呢？ 　　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，赶走汪精卫，关起胡汉民。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。其后为着培养经国二世，把康泽变成共俘，又驱除CC（陈立夫），气死黄埔头头（陈诚）。最后还搞个「于又任」（余又任谐音）、「吴三连」（吾三连谐音）……，君主而不立宪──不也是个皇帝？！ 　　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，他也不是要党员「按指模」、「盲从」党魁。国父老人家「革命尚未成功」。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，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？！──做了列宁，那就不止是皇帝了；而是太祖高皇帝了。老实说，中山先生是有主义、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。但是形势比人强。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（所谓「时势」），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。 　　中山如系迫于时势，蒋、毛又何独不然？蒋、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，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？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「名、器」。 　　子曰：「唯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」 　　蒋、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，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，力避做皇帝之名。 　　袁公之不幸，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，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。「皇帝」在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」中，被认为是「万恶之源」。一个政客，一旦背上做「皇帝」之恶名，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。 　　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，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，努力去做皇帝，这种政客虽是个「真小人」；但是某些野心政客、寡头独裁者，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，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「主席」、「总统」去向人民打马虎眼，那这种政客就是「伪君子」了。我们如从「社会伦理学」（Social Ethics）的观点来看，则「做伪君子」反不若「做真小人」之有道德勇气也！ 　　可是，朋友知否？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，做「伪君子」无伤也！您千万不能做「真小人」。何也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，哪一位不是君子呢？大家都一丘之貉，狐鼠成群，尔虞我诈。兵来将挡，水到火迎。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伪君子有啥稀罕？为啥要大惊小怪呢？！ 　　「真小人」就不然了。真小人的表现，第一是「率真」；第二是「笨」。这两重德性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。纵能勉强生存，也要贻臭后世的。 　　我国政治史上，那一位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」的曹操，便是个真小人。但是「天下无孤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」，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。可是他遭人辱骂，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。 　　我民国政治史上，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，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，伪君子。不幸受了儿子愚弄，群小包围，以一念之差，偶一失足，变成了真小人。──至今不能翻身、亦可叹矣。读者如有兴趣，笔者如有时间，当续论之。 　　

二、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

　　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，他只活了五十七岁。生于清咸丰九年（一八五九），卒于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）。比康有为小一岁；比孙中山大七岁。 　　袁的寿命虽短，而影响甚大，并且一生事业，阶段分明。他在二十二岁以前，和洪秀全、胡传（胡适的父亲）、康有为青少年时期一样，科场失意；屡考不中，可说是个落泊少年。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，正值朝鲜多事。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「庆军」，东渡援韩，迅即脱颖而出。年未三十，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。甲午战争爆发，袁氏潜返天津，幸免于倭人之追杀。甲午战后，袁因有「知兵」之誉，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，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「新建陆军」。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，在戊戌政变（一八九八）帝后之争中，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，想加以利用以翦除后党，被袁暗拒。因此「变法」失败，光绪被囚，六君子被杀，袁亦以背弃维新派，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。 　　庚子（一九○○）拳乱突起。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，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。毓贤为组训拳民来「扶清灭洋」的始作俑者。不容于洋人；改调山西。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，对拳民大肆镇压。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（今河北省），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，终于惹出了「八国联军」之大祸。在这场国难之中，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。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，至今未能平反。 　　八国联军之后，李鸿章积劳病死，力荐袁世凯继任为「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」，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。此时袁氏四十二岁，正值壮年。而大乱之后，百废待举。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。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，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。——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，时遭掣肘。一九○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。溥仪即位，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沣监国，对袁世凯乃立图报复，欲置之死地。世凯虽幸免于难，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，做了「离休高干」。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。 　　这时袁氏五十岁，精力犹旺，而久掌军政大权，羽翼已丰。虽被迫退休回籍，然国中一有变乱，彼势必卷土重来，时人皆可预测也。果然袁氏「退休」未及三年，武昌城内一声炮响，辛亥革命爆发起来，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；这位「洹上钓叟」，收起了钓竿，重握枪杆，就再掌政权了。——这便是「辛亥革命」前，那位后来做了「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」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。 　　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，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。我们看「辛亥前的袁世凯」，他以一位「考场失意」的青少年，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，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。其所以然者，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，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，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。人之初、性本恶。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。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（详下节），接触袁氏各种史料，包括「街谈巷议」，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。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，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。——大致在十岁之前吧，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。信以为真，而恨死了「袁世凯」。 　　这故事是：某次袁看京戏「捉放曹」。当曹操说出「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！」这一句话时，袁世凯摇摇头说，曹操太无用了。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，也一起杀了，这句恶言那会流传千古呢？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，更开玩笑的说，袁世凯也太无用了。既有此意，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？他不说出，又有谁知道他「比曹操还坏呢」？——这故事一出，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。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，居然也听懂这故事，也跟着大笑，其情至今不忘。——后来我长大了，才渐渐了解到，这则动人的故事，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，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「恶行」，如幼年是纨袴子，不读书；中年是封建官僚，出卖「变法」，「镇压农民起义」；老年更一坏到底，「背叛民国，妄图帝制」等等，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，「罪无可逭」的。 　　我这项信念，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，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。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，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。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『爱国志士』？」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。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，老师一再告我要「不疑处有疑」。「不疑处有疑」，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。及老，阅人更多，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。论史论政，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。然无欲则刚，心平气和，则时以自勉也。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，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，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。——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。然限于篇幅，只论其可评可议者，不及其它细节也。读者贤明，不论知我罪我，均盼随时赐教也。 　　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　　在传统中国里，家族背景，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。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，不揣浅薄，略加诠释。 　　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，曾以三个Ｃ字打头的英文名辞：Clan（家族）、Club（社交俱乐部）和Caste（印度阶级制），来概括中国、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。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，亦尝与役印度，再返观祖国。涉猎许子之书，真是心有戚戚焉。 　　我祖国者，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「文化整体」（culturalentity）也。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，则是国家强于社会；职业官僚，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。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；而贯穿其间者，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。 　　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，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，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（包括教会），所可比拟。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（transferable），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，绝不容相互踰越也。 　　传统中国既然是「国家」（State）独大，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，换言之，也就是「入朝为官」，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。一朝为官，则名利、权势、荣耀、智慧、黄金、美女……，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，一时俱来。官越大、权愈重，则报酬愈多。——因此小人之为官也，则毋需杀人越货、绑花票、抢银行。贼之所需，官皆有之。俗语所谓「贼来如梳，官来如剃也」。君子之为官也，则圣贤之志，救世济民；菩萨心肠，成佛作祖，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。毋需摩顶放踵，吃素打坐也。 　　可是为官之道，唯士为能。农工商不与焉。俗语说「行行出状元」，那是「旧中原」里的土阿Ｑ，自宽之言也。——行行皆可噉饭，原是事实。「出状元」则只此一行，外行就没有了。——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，为之瞠目结舌，认为古怪的支那，为「一条出路之社会」（a single-career society）。英雄亿万，出路只有一条，则此路之大塞车，就可以想象了。 　　因此仕途虽窄，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，和近代所谓「禁治产人」之外，人人可得而行之。这就是唐太宗（生于公元五九九，在位六二六─六四九）以后，千年未废的「科举」了。但是考科举却与买「乐透奖券」无异也。购者千万，得者万一。吾人读史千年，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、州牧刺史、封疆大吏、中兴名臣……所谓「科甲正途出身」者，也都是「乐透得主」也。祇是故事读多了，就见怪不怪而已。至于「乐透失主」的凄惨情况，就很少人注意了。 　　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「读者文摘」。有文曰「老兄，你是个奇迹」。何奇也：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，卵子只有一个，而向其蜂拥而来，争取交配的，则精子十万也。胡适有诗曰：「虽一人得奖，要个个争先」。十万取一，才变出老兄；则老兄岂非奇迹哉？——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、名公巨卿，也都是「老兄式」的，科举制度下之「奇迹」也。 　　再者，在咱古老中国里，没啥「人权」也。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「国学大师」，和读烂「资治通鉴」、「红楼梦」和「金瓶梅」的伟大舵手、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也不知啥叫人权（详上篇）。何也？因为「人权」的基础是西方的「个人主义」（Individualism）；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「民主政治」的基础。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（尤其是中国人），所最瞧不起的德性。——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，不是个人，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。 　　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，上有蜂王（毛主席、蒋总统、邓上皇），下有蜂群（工蜂、雄蜂）。大家吃大锅饭，分工合作，共存共荣。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，「五世同堂」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。「共产」搞久了，各房兄弟吵架，要「分家」、要「析产」。分出的各「小房」，还是个吃大锅饭的「迷你共产主义」！ 　　这个古怪现象，不特熟读「红楼梦」、「金瓶梅」、「金粉世家」的小说读者，知其细节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「中国人」，都是亲身经历过的。——我想这一现象，今日的「台湾人」家族中可能也还有。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，便是如此。大陆上肯定也还有。至少第一家庭，首户邓家，据说便是如此。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，佣工之外，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。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、析过产，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。——不论毛毛如何说，今日北京邓府，便是近代中国「家族转型史」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。老祖父怜儿惜孙，还贪恋那「五世同堂」之「福」。（老蒋公亦如此也。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；庶孙见不了爷爷，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。）——我保证，邓老祖父一死，除家庭派对之外，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。历史三峡之水，不能倒流也。但是这一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，是不会泯灭的。它将是「后西方时代」，中国造产品，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。 　　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　　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，在下曾咬笔甚久，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，盖中国传统家族制，今已迅速转型。它对老辈「中国人」、「外省人」或「荣民老兵」，固属老生常谈。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「台湾人」、「本省人」、「眷村子女」和「海外华裔」，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，就是和「辫子」、「小脚」一样的骨董了。——不把这些骨董搞清楚，那我们对「袁世凯」这件古玩，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。 　　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，一宗累世以农为业，聚族而居的大家族。在这种家族里，扶植聪颖子弟，读书上进，参加科举，几乎是合族的事业。偶有佳子弟，「连科及第」、「为官为府」（凤阳花鼓的鼓词），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；合族上下，都可鸡犬升天。——祇是这一「乐透大奖」不易取得。屡试不第，才是士子之常情；榜上有名，那才是意外。 　　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，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，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。所以在满清时代，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，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，只考中了一个秀才。——俗语说「穷秀才、富举人」，考个秀才，管屁用？其惨可知也。不服气而去造反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也只有张献忠、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。其它千百万「屡试不第」者，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（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），就「认命」了。 　　项城袁家，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，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。——想不到在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（一八二一─一八五○），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，大「发」起来。父子进士，兄弟举人，一时俱来。不数年间，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，变成官宦世家了。 　　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制的世系表复印如下。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。 　　在本表中，我们可看到袁耀东（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，三家村老垫师，所谓「世业儒」者也。见「容庵弟子记」），他有子四人：树三（一八○一─？）、甲三（一八○六─一八六三）、凤三、重三。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（出钱买）的秀才。但是老二甲三却「连科及第」。中举之后，又于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，鸦片战争前四年）在北京考中进士。——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「捐」的。 　　甲三与曾国藩（一八一一─一八七二；一八三八年进士）同时；稍长于李鸿章（一八二三─一九○一；一八四七年进士）。在他学成则仕期间，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；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。因此甲三和曾、李一样，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，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。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。官运方隆时，就一命呜呼了。 　　甲三的长子保恒（一八二六─一八七八）也是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○）的进士。比他父亲的进士晚十五年；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。他和李同时；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。文事武功也都烜赫一时。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。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，所以卒谥「文诚」。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，只有生前曾入翰苑，死后才能谥「文」字，如曾文正、李文忠、张文襄……等等。保恒谥「文诚」，其父只谥「端敏」，是子胜于父也。 　　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，树三的幼子保庆（一八二九─一八七三；此处房兆楹在「清代名人传略」（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’ing Period,1644─1912.Edited by Ar-thur W. Hummel. Washington：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.1943─44.2vol.Reprinted by SMN Publishing Inc.Taipei,1991.）误为一八九三，今顺便校正之），和甲三的次子保龄（一八四一─一八八九）也同为举人。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，考了两百年，只考出过秀才来；二者之间，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。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，说他们是难民，「义不食周粟」。大明遗民，不屑要满虏的「功名」。——没个考科名的传统，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，就考不到了。 　　可是在这点「酸葡萄」之外，我还是要提醒读者，帝制时代考科举，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。——屡考不取，才是正常现象；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。不是书读得好，就一定可以高中的。当时人称做：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功五读书。」——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。 　　他们袁家的「三」字辈，和「保」字辈，在道光年间，忽然来个「父子进士，弟兄举人」，大红大紫了一阵了。到「世」字辈、「克」字辈，便再度滑坡，又屡试不第了。 　　再者，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，寿命都很短：甲三算是最高寿，只活了五十七岁。其后则保恒五十二；保龄四十八；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。可说都是死在壮年。据说袁府其它「保」字辈兄弟，也都寿命不长。 　　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，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，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——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（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），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。 　　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，「大太子」袁克定，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。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，作「真命天子」，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——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；堕入「欺父误国」的太子术中，才决心称帝的。——这也是民国史上「迷信影响政治」的实例之一吧。 　　朋友，你以为民国领袖中，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，才迷信吗？非也。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、无神大导师毛泽东，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；非关本题，就不用多说了。 　　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，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。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「新中原」的远景若何，笔者就无从逆料了。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。 　　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。 　　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　　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；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（见上表），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，打了个小胜仗，故取名世凯。保中也是个秀才，生子六人。世凯行四，俗呼「袁老四」。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。余均侧室（姨太太）之子，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「庶出」。——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（已扶正），于项城祖茔「正穴」，为世敦所峻拒。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、侯宜杰，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「嫡庶之争」，实非也。他兄弟之失和，盖起于拳乱时期。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「营官」，补用知府，前途看好。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，背景坚实。政敌衔恨，然无奈他何，乃杀鸡儆猴，拿乃兄开刀，说世敦纵勇扰民，予以革职，并驱逐回籍。世敦大好宦途，顿遭摧折。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，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，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。以致世敦含恨在心。迨世凯返籍葬母，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，而予以难堪，以泄私愤。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，而寄居彰德（今安阳市）──此是后话。因诸家颇有异辞，故于此顺补一笔耳。 　　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「捐班秀才」，却生子六人；而他的胞弟「举人大老爷」袁保庆，则年近不惑（四十），膝下犹虚。经过家庭会议，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。（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「民国名人传」，卷四，页七九（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tio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. Boorman & Richard G. How-ard,in4vols.New York & London,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1971.vol.4,p.79.））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。保庆宦途不恶，最后官至江苏「盐法道」任职南京。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。随父在任的小世凯，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「衙内」。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，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。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，又病死项城故宅。越年两丧，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。——袁氏两代显宦，虽然不愁衣食，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雏。反袁的作家，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。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，又能花天酒地到那儿去呢？ 　　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，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，继续其科举教育的「帖括之学」（习作八股文）。在亲丧「服阙」（三年）之后，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，显然是以「监生」（捐来的秀才）身分回开封参加「乡试」而落第。三年后再考，还是落第。——保恒自已是科甲出身，乃鼓励乃侄再接再厉，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，在此期间，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，就永别科门，另寻出路了。 　　后世之论袁者，每说他是纨袴子，不用功，故两试不第。在下却不以为然也。盖当年科举考试，谁能期其必中？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——岭南名士，一代大儒，文胆梁启超的业师，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。然康某考举人，五试不售，困于考场者十八年。可算是十分惨烈也。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，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。 　　小钦差、大监国、抗日反帝 　　前节已言之，当年科举时代，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。自已前途暗淡不说了，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，才使你痛不欲生呢！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，一病四十日不醒。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，在那个时代，说来也不算稀奇，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。笔者这一辈老华人，系出旧中原，去古未远，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。 　　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，不是什么例外。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（一八四一─一八九五，胡适之父）落第后的故事，简直如出一辙。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澄（一八三五─一九○二）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（一八三四─一八八四）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 　　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，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（一八三六─一八九六）。刘不纳，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。从此便一帆风顺了。 　　长话短说，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，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： 　　一、敉平朝鲜「壬午（一八八二）兵变」：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，发生兵变。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；吴长庆率陆军（庆军）六营赴援。终执大院君至华。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。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，任庆军营务处。几乎一手戡平此乱，而崭露头角，朝野众口交赞。事详不备述。 　　二、督练亲军、整理财政，再平「甲申（一八八四）之乱」：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。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；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。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，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，世凯临机应变，独排众议，加以镇压。日本势力，第二次被逐出朝鲜。 　　三、护送大院君返朝（一八八五年十月），出任商务委员，作驻韩「小钦差」，撑持危局：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。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，做了藩邦实际的「监国」。颐指气使，纵横捭阖，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，环伺的日、俄、英、美、法五大帝国主义，亦瞠目结舌，无如之何。——可惜的是大厦既倒，一木难支。甲午平壤兵败（注意：此非袁氏之过），世凯于最后关头，始奉命匆忙撤退。日人此时恨袁入骨。袁公如不幸被俘，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「济南惨案」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！ 　　打赤膊，持大刀，翻墙头 　　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，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。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，传闻滋多，而庐江吴家（吴长庆的家庭）亦是先母的外婆家。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，嬉戏于吴家花园。男孩淘气，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，被数千黄蜂追逐，几遭不测，如今记忆犹新也。──那时去古未远。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，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。 　　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，几乎全是负面的。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。──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「打赤膊、持大刀、翻越韩国宫墙……」，真是功莫大焉。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，在中堂（李鸿章）之前进谗言，化功为过，被斥退回籍……云云。 　　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，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「现代班超」，始豁然有悟。──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「内忧」（派系倾轧）、「外患」（五大帝国主义环伺）的局面，实在不是一位「打赤膊、拿大刀、翻墙头」的老外公的老外公，所能应付得了的。所以最后被「中堂」褫职，返乡务农。 　　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，他把那最忠于他，也是「打赤膊、拿大刀」，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，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。李说「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」（见「李宗仁回忆录」第十五章末段），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「打赤膊、拿大刀」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，不禁大笑起来。 　　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，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？纵是「大魁天下」的张状元（謇）；一代大儒的马建忠；学贯中西、官至宰辅的唐绍仪；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；商务委员的陈树棠，也照样应付不了。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，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，可以肩挑此一重担。 　　量材器使，李鸿章找来找去，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，一代「奇才」（吴大澄评语）、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」的袁阿瞒，足当此任──胜任愉快，甚至游刃有余！ 　　传统「宗藩关系」的最后忠臣 　　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，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，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。然志让的「袁世凯（一八五九—一九一六）的紫（黄）袍加身」（Jerome Ch’en,Yuan Shih-k’ai,1859-1916：BrutusAs-sumesthe Purple.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。1961）及其续编诸书，皆雅书敷陈；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，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，则未言其详也。台海两岸史学界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，当以上引侯君「全传」，最为翔实。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。关于在朝鲜之一段，则讥剌多于分析，亦美中不足也。 　　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「宗藩制度」的一环。吾人治比较史学，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「宗藩关系」，与西方民族史中之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」，绝不可混为一谈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。言其详，则千页巨着，不能竟意。——今且试言其概念。 　　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。剥削方式容有不同，规模大小、深浅亦各异其趣，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。 　　须知东方（基本上是中国）的宗藩制度，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。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「春秋大事表」，春秋时代（公元前七七○—前四七六），周天子之下有二○九个「诸侯国」。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。国有大小；诸侯名位有高低（分公侯伯子男五等）。天子与诸侯之间，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，相辅相成。但是他们之间，却没有「剥削」的关系。——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，就很像今天的「联合国」。 　　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「会员国」。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「附庸国」（Dependent States），像英国的百慕达和香港；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。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。——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。真是无巧不成书。 　　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，如解释法理、保护安全；乃至提升经济、卫生、文教、环保等等之工作。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，则由「安全理事会」执行其义务。这在我国周朝，便叫做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」。——如果联合国没力量，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、越战、波斯湾或台湾海峡……，这在周朝便叫「王纲解纽」、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」。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，可以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」。 　　所以中国传统上的「宗藩关系」，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。很像今日「联合国」和一百八十五个「会员国」的关系。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。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。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，中国古代的「宗藩制度」里有一个「天子」，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（秘书长），而没个皇上；中国古代有「王畿千里」、「带甲百万」，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，警卫数十人而已。——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「作用」（function），则极其相似也。 　　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（公元前二二一年），废封建、立郡县之后，在中国本土，就名存实亡了。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，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，至今未废！──细说需有专书，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：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「宗藩关系」，是一种古代东方的「联合国」与「会员国」的关系。这种国际关系，历经秦、汉……，通过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凡两千余年，虽时有起伏；但在基本性质，甚至形式上，和其它制度（如家族、宗法、婚丧、教育、文化、考试等等）一样，根本没有变动。 　　若论其「历史作用」（historical function），则是一个东方「文明整体」（Cultural Entity），或「宇宙国家」（Universal State）中，「细流」（Tributaries）逐渐融入「主流」（Main－stream）的「历史程序」（historical process）。 　　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「镕炉」（Meltin Pot）是一种「自然的组合」（natural course）。其中绝少经济因素；更不靠武力征服。——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；有时且十分激烈。但这种宗藩之争的「频率」（frequency），却远不及「藩藩之争」（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）或少数民族内部的「部落之争」（Tribal WarS）的百分之一！而且有时是为维持「区域和平」（regional peace）所发动的「保安战争」（Peace－keeping wars），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，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，均颇有其苦心也。盖有时用和平方式，如发给西藏之「金瓶」，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「继承之争」（Warsof Succession）；解决不了，则以「武力仲裁」（Military Tribunal）之。 　　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，初告统一，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「南越」为藩国国号。南越为古代大国，占地甚广，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，乃反勾其名，成为「越南」。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。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，不再重复。所以近年越南侵寮、侵柬，嘉庆帝如仍在北京，当有明诏制止之也。不奉宗主明诏，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「惩」之！ 　　总之，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，也曾撑过半边天，汉家自有法度！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，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，已不能继续存在。冲激于「历史三峡」之中，随波逐流，它就非「转型」不可了。 　　长话短说。袁世凯这个不世「奇才」，这个「治世之能臣」，便是在这中韩「宗藩关系」转型末期，不顾一切，死命「打拚」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；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「四行仓库」的谢晋元也。明乎此，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，打拚些什么？又如何个打拚法？就可思过半矣。 　　「唯利是图」竟成国际道德 　　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，正和中国国内一样，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「转型」期中。 　　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，「朝鲜为大清之属国」（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，便是如此自称的）就含意不明了。——吾人今日读史，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，读到这一段，那真是深恶痛绝，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。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「现时观念」（Present－mindedness）了。吾人读史治史，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「现时」价值观念，去强奸古人。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、晋文（现代的罗、邱、史），不但不以「大周属国」为耻；且以大周属国为荣。韩「王」自称为「天子」属国，已逾两千年。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，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。 　　朋友，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，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。它是不鼓励以「国」为单位，去搞「种族主义」和「部落战争」的。我们的孔孟之道是「敬天法祖」，要统治者知「天命」、行「天理」、作「天子」，有教无类；看到「百武彗星」横行太空，「天意」示警，耍下诏罪己……，认为朕躬于「德」有亏。大明亡国时，许多三韩士子，也搞「反清复明」。认为满虏爱新觉罗，入主中国，其「德」不足云云。余读韩儒所撰「热河日记」，真是感慨良多。总之，咱东方政治哲学，自孔孟而后，主旨是「仁义而已矣。何必曰利！」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，但是吹牛皮的政客（包括我们的蒋总统、毛主席），至少还「要脸」。 　　西方的政客，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，最大的特点，就是「不要脸」。绝口不谈「仁义」，公开的唯「利」是图。 　　就如这次海峡危机罢。美国送来两组大炮舰，气势凌人。你问他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：咱为维护民主，伸张正义而来！──多冠冕堂皇啊。它不此之图，在国内宣传的主旨，却是曲不离口的「维护American interest；American interest！」（为着美国的利益！美国的利益！）它不如此宣传，便会使美国选民，怪他们政客「师出无名」——下流吧！ 　　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，也并不如此。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（Niccolo Machiavelli,1469－1527）。「马基维利主义」一出笼，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，都变成「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」的曹孟德了（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）。——毛泽东很欣实尼克松。就是因为尼克松「美国利益」不离口，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。——其实毛公有所不知，自马氏哲学（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斯）风行之后，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，已经换了位置。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「利」字，在现代西方伦理学，尤其是政治学中，早已变成了一个「道德名辞」（moral term）。因此「保护你自己的利益」（Protect you rown interest），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，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，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。——今日起康德于地下，他的「绝对命令论」（Categorical Imperative）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。 　　五帝窥韩的底牌 　　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，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，冲击得七零八落了。 　　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，使其分裂成保守派、维新派、激进派。各派分别搞亲清、亲日、亲俄、亲英美法……，各是其是，动荡不停——但是却依人作嫁，很少能取得主动。 　　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，野心最大，动作最横极的便是日本了。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「殖民主义」，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：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，从根本做起——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；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。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，得机发动政变，组织亲日政府，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。最后勾结法国，各取所需——法国占领安南；日本占领朝鲜。——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末充。它两次发动政变，都受制于袁世凯，未得逞。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。李虽然在「中法战争」（一八八三—一八八五）中，丢了安南，他却能以夷制夷，利用英国，缓冲了日本。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，许日以平等地位；但在朝鲜现场，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，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。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，直至甲午战败为止。 　　第二个觊觎朝鲜的便是俄国了。但是和日本一样，它得先挖中国墙脚，扶植亲俄势力，才能深入。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「小钦差」而中途泡汤。详情可参阅陈、侯二氏之巨着。 　　英国此时志在西藏、九龙、长江各口岸，和山东沿海。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「宗藩关系」之现状。盖「朝鲜为大清之属国」，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，对英为有利也。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（W. G. Aston）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「独立」；驻华英使巴夏礼（Sir Harry S. Parkes）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，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。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（Sir Robert Hart），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（P. G. Mollendorf），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，加强海关监督。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，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。韩廷因此税收大增，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，因此也军容大振。足令日俄使臣，均为之侧目。 　　最后就是美国了。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「美国也是帝国主义」。这个青年帝国主义，首先要统一北美，视为「天降大任」（Mani-fest destiny）；次要独霸南美，名之曰「门罗主义」（Monroe Doctrine）。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，终于占领了菲律宾。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，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。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（Peter Parker），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（Edwin H.Conger），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。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，老美好不懊悔。—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。美驻韩公使孚特（Lucius H.Foote）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「宗藩关系」。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：「袁世凯是老几？」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。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。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「中国人」。「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？」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——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，真是「历史比小说更有趣」。——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，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。 　　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，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。 　　一个现代「班定远」的失落 　　前节已言之，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。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，竟弄成支撑韩局，「非袁不可」的局面。——读者知道，武昌起义后的政局，也有一段「非袁不可」的时期（详见下篇）。那是第二次。在这第一个「非袁不可」时期，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；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。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，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。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？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——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审（一八五三—一九二六）状元；有欧洲留学归来，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（一八四五—一九○○）……，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，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。 　　李鸿章是精明的，知人善任。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，量材器使，非袁不可。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！后来因为忌袁者众（包括张、马），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澄（胡传的上司，久驻宁古塔）去加以詧查。吴的报告是正面的。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。 　　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，应该是个钦命大员（钦差）。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，又没个「功名」。因人设官，他只能戴个「三品顶戴」；官阶只能当个「商务委员」，算是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，不能代表大清皇帝。 　　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，那可吓坏人了。第一，他手握重兵。掌握由他一手训练、用德式操法、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——这种现代武装，小站之前，中国都还没有呢！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。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（大元帅、总司令）。世凯固未谦辞，而阻力却出自国内。李鸿章怕他太招摇，会引起国际反感。袁只顾整理朝鲜；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，在搞其以夷制夷也。 　　第二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，亦大有成绩。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，竟根据咱中韩老传统，赠世凯「宫姬」美女四人，以示姻娅之情。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，李熙之内戚也。一人早死，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、三、四房如夫人。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（七男八女）。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。克文之第三子，即今日名物理学家、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，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。 　　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。余尝戏问家骝兄：「祖母也说汉语吗？」 　　「啊，说得很好呢。」 　　我又戏问曰：「大脚呢？小脚呢？」 　　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，总是盖着被褥。大脚小脚，就不知道了。 　　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，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，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，都时有争执。韩国那个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，亦不大协调。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，以宗邦监国自居，上下亦尚能悦服。 　　祇是不幸值此「转型」时代，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，至此也必须转型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——现状既然维持不易，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。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，废封建、立郡县，改土归流。徙韩王于国内，使半岛郡县化。然大清积弱，自身难保，此策断难执行。退则包包迭迭，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，任朝鲜自主独立。无奈此策亦不可行。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，而五帝环伺。宗邦遽撤，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。 　　如此进退两难，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，在五强之间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。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，都以「钦差」自命。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，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。——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，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，真也难为他了。——最后落荒而走，形势之必然，非战之罪也。掷笔几上，吾欲何言？

三、乱世抓枪杆、有枪便有权

　　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。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，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。 　　举其大者：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、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。在他那个时代，漫说是与洋人办外交、耍国际政治，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。一旦碰到洋人洋务，便手忙脚乱，乱来一泡，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。笔者在另篇谈「八国联军」之役，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，因不谙外情，便弄出灭门之祸（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）！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，竟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「宣战」的程度──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；一旦面临紧急情况，便方寸大乱，胡干一泡的结果。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，他就是个「洋务专家」，知彼知己；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。 　　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。前文已言之，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，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。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，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。 　　二十几岁的袁老四，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，哪来这大本领呢？说穿了也没啥稀奇。要了解袁世凯，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。──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，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。你看诸葛亮，连匹马也不会骑。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，却坐着独轮车，用把鹅毛扇，摇来摇去。等到上帝宠召了，那个「死诸葛」，还能吓退「生仲达（司马懿）」呢！──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，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，文人的骄傲和牛皮；谁知到了清朝，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！ 　　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，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，引清兵入关时，全部清兵一共只有「八旗」六万人。后来再加上「汉军八旗」和「蒙古八旗」也不过二十四旗。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。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（十足人口），至乾隆已逾四亿。十五万「旗兵」何能统治上亿的「汉民」呢？所以清初的「外来政权」，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「卫所制」。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，为地方警卫武装，以维持各省治安，「以汉治汉」。──这一大明遗规，我们今日还剩个「威海﹃卫﹄」。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「卫」；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。国府统治大陆时代，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「所」，和乡、镇公「所」。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。 　　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，在明原为国防军，约一百万人；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。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「绿营」。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；中叶稍减。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（包括水师）及边陲地区为重，内部较少；安徽最少，不足万人。（见「清史稿、兵志」） 　　这一绿营制度，清初已遭疑忌，「三藩之乱」（一六七三─一六八一）以后，清室乃蓄意约束；绿营之中，将不专兵。省级指挥官，提督、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；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。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，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。其后不但「绿营」如此，连「八旗」都统，亦更调频繁，将不专兵。 　　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。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，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。──走笔至此，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。在行车途中，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「地下电台」。余亦倾耳细听之，竟一句不懂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，那就是「……吴三桂……吴三桂……吴三桂……」，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？颇为不解。后来听朋友相告，说我的哥大小友有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，所有在台湾的「大陆人」，都是吴三桂。闻之不禁大笑。──历史的发展，真是日月如梭。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「历史问题」。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，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，供读史者笑乐一番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这也是个历史的「必然」吧。思之忍俊不禁。 　　总之，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，走火入魔的结果，不但汉族再无渖镇专兵，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，亦渐染汉习，以不文为可耻，而摇头晃脑去作起诗来，致使一些像袁枚（一七一六─一七九八）那一流的无聊文人，去乘势投机，攀援权贵。余读「随园诗话」，有时就要出而哇之。 　　文人将兵既成制度，则大清帝国，尤其是汉族之中，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。以致鸦片战争一起，领军去和「英夷」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「李广」或「霍去病」，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。英法联军时，最初文武一把抓，独当一面的叶名琛（一八○七─一八五九），也是一位进士。最后弄成「不战不和不守、不死不降不走」，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。 　　其后八旗、绿营都腐烂了，不能再用；另组「湘军」、「楚军」、「淮军」、「自强军」、「定武军」、「武卫军」、「新建陆军」……，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、左、李、胡开始，到张之洞、胡燏棻、袁世凯，都是清一色的文人。其中曾、李、张且是翰林学士，文采风流。曾、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、思想史中，都有崇高地位。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。──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，文题曰：「天台仙子送刘阮乡赋」。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，竟能改窜「西厢记」，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「拜拜」时，叮咛道，「……野店风霜，何妨晏起；荒村雨露，慎勿迟眠……。」（真是依依不舍，一派深情！）考他的那位府考官，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，阅卷后，大为感动，乃批说：「大盗劫人，不伤事主……天才也。」这一批，小小鸿章就做了「犯法可免打屁股」的秀才了；二十一岁「中举」，二十四岁成「进士」。 　　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　　这些能够「将兵」的文人之中，「文采」最差的，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。他是个「务实派」；至少不是「感情中人」。在他笔下，讨一房姨太太，也叫做「置办」──等于是买一件家具──沙发、摇椅、毛巾、夜壶一般。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，什么「荒村雨露宜眠早，野店风霜要起迟。鞍马秋风里，无人调护，（甜心呀，侬要）自去扶持……」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。笔端不带感情，所以他就考不上「童子试」了。 　　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，弓马娴熟，真正打绑腿、扎皮带，下得操场去，喊「立正、稍息、开步走」的实际的练兵官，和带兵官。 　　本来清廷搞「重文轻武」的原意，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「十年寒窗」磨折，手无缚鸡之力；只会下围棋，不能拿大刀；只会坐独轮车，不会骑马的「文人」，做事畏首畏尾；给你带兵，你也不愿（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），更不敢（因锐气已挫）去造反！ 　　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，就是不才所说的要「转型」了。──事实上，袁世凯的「小站练兵」，便是中国「陆军军制转型」的开始。（注意：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。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，曾细述之。） 　　在此之前的「湘军」、「淮军」，打起内战来，虽也战功赫赫，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。──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，是头戴「红顶花翎」去冲锋陷阵的（见罗刚编「刘公铭传年谱」上册同治六年）。那时太平军作战，尤其是破城庆功时，穿的则是明朝袍套，看来像一场「京戏」大合唱。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（音围），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。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，全部拆毁之前，曾留有（不开花）千斤重炮四尊；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（武考用的），强弓硬弩数十张；「抬枪」、「鸟枪」不计其数──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……，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，遗留下来的「废物」。──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「淮军武器博物馆」，如留至今日，说不定可为本地「无烟工业」捞一笔门票钱。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。自毁财源，就把这些骨董胡乱的糟蹋掉了。据说那些大炮、大刀曾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，锯成废铁出售，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。 　　淮军当年的对手方，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，栗悍至极。他们大半是骑兵。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，成为「丈八蛇矛」（古人所谓「揭竿而起」者也），和少数火器──三千战马夜鏖兵！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，势如疾风暴雨，狂涛骇浪。当者无不粉身碎骨，所谓「马踩如泥烂」也。 　　捻军名将，淮军畏之如虎。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、毛瑟快枪，简直就如无之何。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，及长读捻军书，钦慕之余，每思为任柱作传，而苦于心力不从，至今未能执笔。所以我国史上，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，离我们并不太远。把它们搬上银幕，比美国「西部片」（WESTERN），好看多矣。 　　「防军」、「练军」与小站 　　总而言之，湘淮两军，虽也有一些「洋枪队」，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；是西安「兵马俑博物馆」的嫡系苗裔。可是衰老四的「小站」就不同了。 　　位于天津、塘沽之间的「小站」（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「平津之间」），原为平捻之后，部分淮军北调，担任「防军」的屯田区。清代军制中有所谓「防军」、「练军」诸名目。「防军」者驻防之部队也。而「练军」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（参阅同上「清史稿?兵志」）。甲午战前，李鸿章最反战，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，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，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（注意：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）。李氏乃临时抱佛脚，积极备战（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）。在海军上备战详情，笔者曾有另篇述之，不再重复。在陆军方面，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）在天津创办「武备学堂」，以满人荫昌主之，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。另于甲午战争前夕，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，以旧营房作为「练军」之所，来试练一支新军，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。 　　所谓「练军」，自然练的是「稍息、立正」的西式操法。搞点稍息、立正阶段的训练（今日军训所谓「典」、「范」、「令」），没啥深文大义也──笔者这一辈，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，教导总队营房中，受「学生集训」，三个月就完成「营教练」（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）。当年黄埔一、二期，亦不过如此也，何神秘之有哉？！ 　　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。那时中国人见洋兵「敬礼」，都觉得好奇怪啊。归而记之曰：「洋兵肃立，举手加额，拔毛数茎，掷之地上，以示敬！……」乖乖，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，甩到地上，算是对上司「敬礼」，也不简单啊！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。其它如「正步走」、「枪上肩」……，没个洋人来教，哪行呢？！ 　　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，当时所谓洋员。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、立正的，有几个不是冒险家？甚或洋瘪三呢？！──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。他们彼此之间，互揭西洋镜的记载，更是说不尽的。 　　这种冒险家和游民，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」的洋二流子。但是练新军、用洋械、上洋操，又不能没有他们。善加利用，他们是有其贡献的，只是偶一不慎，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，也就易于失控而已。 　　那时在中国搞新军，一般都最重「德式」（蒋公后来亦然）。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，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（Constantin von Hannecken）。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；曾设计大连要塞。丰岛海战时，他也是「高升号」的乘客之一。高升被日舰击沉，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，汉氏竟以善泅幸免。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，汉氏亦在「定远旗舰」上与丁汝昌、刘步蟾共生死。但汉某原非海员，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。 　　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。干活固有其「日耳曼的效率」（German effciency）；但处人亦有其「日耳曼的顽固」（German arrogance）。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，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。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，乃挂冠而去。──这时「甲午战争」已近尾声，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，京师门户洞开。政府要赶练新军，急于燃眉，而朝中无人。时势造英雄，小站求才，也就非袁不可了。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，是游刃有余的。 　　治世能臣、乱世奸雄 　　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，算是大才小用。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，有知兵之名，闻于朝野，这次练兵需人，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，便以「温处道」的官阶，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，督练新军。 　　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，曰，袁世凯并未实授「温处道」。这实在是多余的话，须稍加解释。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（注意「传统」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，与西式略有轩轾）。它的文官制度（Civil Service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，官员有定额；任免有定期；铨叙有定制（参阅「大清会典」）。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──汉书上所谓，陛下亦不能不遵「陛下之法」也。（笔者附注：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，还有什么「陛下之法」呢？蒋虽视法律为具文，究竟没有一部「六法全书」。毛公则六法皆无！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，连一部最基本的「民法」、「刑法」都没有，却瞎扯淡说什么「无法律、有政策」。其所以然者，就是笔者所强调的「转型」问题了。──老法律丢掉不用；新法律又搞不出来，所以毛老大就「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」了。这是人类杜会生活中，最壤的模式。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，「必须依法行事」。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！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字，大致还需要四十年。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，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，或可初步完成。──历史走出「三峡」，海晏河清可待。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，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，在联合国中，挂挂头牌、坐坐庄，这又算什么稀罕呢？──十七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四，就挂过头牌；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；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、罗斯福，不也曾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！二十一世纪我们「支那曼」中，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、李世民、爱新觉罗玄烨，来压压阵、坐坐庄？──受了几百年的鸟气，现在起来伸伸腰、露露脸，一洗当年满面羞，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？舜犹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！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？──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！） 　　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「温处道」。 　　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，原是个地方军制中，无定制、无定额、无定期的临时建制。这时中央的「督办军务处」派袁前往，是以衰的老资格「道员」出任的──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「按察使司」，比袁高一级。──「道员」是有定额、定制、定俸、定期任免，分隶各省的地方官。（「候补道」当时是可花钱买的。关节搞得好，也可以「遇『缺』即补」。但这种「捐」来的官衔，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。刘铭传的儿子，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，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，而羞愤自杀的。见上引「年谱」。）所以袁世凯的「温处道」，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，辖温、处二州。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，颇示有「缺」（要是现在就用计算机了）。此「缺」可能是前任道员「开缺」（离职），或根本建而未置，或置而后撤；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。因此所谓未实授者，就有语病了。──清制中的「总兵」（师长）也是地方武官；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。但是有些总兵，竟不知他那头衔的「镇」（地名）在何处呢？ 　　再者，袁之练兵小站，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。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；更有治事的才名。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、庆亲王奕劻、兵部尚书荣禄、军机大臣李鸿藻、翁同龢，和后来有名的「东南三督」刘坤一、张之洞和李鸿章，众口交赞，一致掬诚推荐的。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，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，甚至是终生的政敌。要他们一致赞誉，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，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，他本身没两手，不成的呢！──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，因为对「袁世凯」三个字有成见，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、攀援权贵而来，是有欠公平的呢。 　　汉末政论家许劭（子将）评曹操说，「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」曹大笑，认为评得对（见「三国志、武帝纪」，裴松之注，引孙盛「异同杂语」）。据说袁得势时，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，袁不但不以为忤，且大为得意，认为比得对。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，对袁公为「乱世之奸雄」这一评语，大致是没有二话的。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「治世之能臣」呢？──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，包括劝他做皇帝的「六君子」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，对袁之干才，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。读者知否，论人品论学识，「六君子」（如刘师培、杨度等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。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，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，极少有的「廉吏」呢。吾人「秉笔直书」，都不应以人废言。 　　鲍尔、包尔达、袁世凯 　　有的朋友或许要问，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，更未进过军事学校，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，有啥军事知识，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？曰，袁君起自行伍。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。 　　再问曰，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，行伍老兵，焉能胜任！ 　　答曰，可以。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。在目前美国犹可也──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、四星上将（华盛顿只有三星）、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、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（Gen. Colin Luther Powell）将军哉？鲍尔非西点产也；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。此公行伍也。忆五○年代中，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餬口时，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，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。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「全C生」（Straight 〝C〝 Student）。余近读畅销之「鲍尔回忆录」，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。设回母校重读，仍难免其为「全C」也。鲍君时在纽约市大（C.C.N.Y., C.U.N.Y.）参加学生「备役训练」（R.O.T.C.）。毕业后入伍为伍长，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，竟位至三公。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 　　混帐的「纽约时报」，瞧不起鲍君。暗笑他为黑人幸进。──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，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，行伍幸进哉！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，而被媒体揭露，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（Adm. Jeremy M. Boorda），即另一「行伍出身」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。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，不容于父母。十七岁时（一九五六）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。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，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；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，战船千艘。初不意以误佩两枚「V」字勋标，竟至自裁也。 　　以上所记鲍、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，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。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，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，又何足大惊小怪哉！ 　　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　　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长小站，乃易原「定武军」为「新建陆军」。兵员亦增至七千人，步骑炮工辎俱全。原有洋员教习之外，前于荫昌的「武备学堂」之教练学员中，择优借调。其著者则有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梁华殿等人。梁后来因意外早死，而王、段、冯皆一时俊杰，成为后来「北洋系」之重心，所谓龙、虎、狗也。 　　此后中国南北诸省份练新军成一时风气，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，亦络绎出国；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，亦多不胜数，而袁之小站，虽是群龙之首，却不随流俗。盖当时各省督抚（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）筹练新军，类多筹其款，掌其权，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。主政者高高在上，袍套朝珠不离身，诗文不离口。武场操练细节，则向不与闻也。因此各省「新军」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。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「十官学校」。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，所谓「振武」也，「成城」也。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「稍息、立正」的初步训练，和「请坐、吃茶」的口头日语，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。成绩佳者，再遴入「士官」作入伍生。──「士官学校」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，一年卒业。稍息、立正之外，亦所习无多。纵如此，那时华生留日，能幸入「士官」者如蒋方震、蔡锷、阎锡山、吴禄贞……亦凤毛麟角也。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。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、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（原名志清），未首涉足「士官」也。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。何应钦、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。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。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；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，始续学毕业。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成日军测量学校，一工兵专才也。 　　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，不论入学士官与否，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，马靴、马刺，耀眼争光（但多半不会骑马），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，行路铿锵有声，俨然「将军」也。（笔者附注：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。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，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。加以留东不要签证，来去自由，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，都市中声色狗马，样样比中国新鲜：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。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，而日俗男尊女卑，远甚于中国。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，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。身入宝山花丛，还念啥鸟书呢。──笔者的父执辈（包括一位亲舅舅），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。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，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不会说。总借口说「忘了，忘了」。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。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、革命志士呢；所以当时各省「新军」都是革命温床。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，周氏兄弟（鲁迅和周作人）了不起，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「极少数」能念日文、说日语，「还能用日文写信」的。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吴稚晖等「党国元老」，也算是留日学生，却一句日语不会说。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，据说居正大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，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「很规矩」（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）。──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；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。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，一旦回国搞起「新军」来，那可就神气了。文人上司（如湖广总督张之洞、广西巡抚王之春、奉天将军增祺等）那知底蕴？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。那时尚在读「陆军小学」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（见「李宗仁回忆录」） 　　枪杆与政权、智慧与机运 　　上述这种情况，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「北洋系」就完全相反了。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，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，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，由小及大，最后身任统帅，对军中一切操作，无不里外精通。这就不是林则徐、叶名琛、张之洞等「翰林学士」所可望其项背了。──林、张等人是以文驭武；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，以武驭文了──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「转型」的开始。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、毛二公，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。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；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。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。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。嗣后国共内战，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，还要「胡宗南听指挥」呢。「韩战」中几个重要战役，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。不用说「八二三炮战」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，右手拥抱美女，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──「风流人物，且看今朝」，的非虚语。不能直接将将，而胡吹「党指挥枪」，岂非骗人哉？！ 　　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（陈原为新闻记者），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，所以党才能指挥枪。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，也要搞党指挥枪。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，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，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，以后就不会有「苦挞打」（coup d’etat），不会有「宏大」（junta，军人窃权）了。老江，不行呢！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，搞党指挥枪，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──把军队国家化，搞出个宪政法治来。大兵哥不敢犯法，总统主席才不会受「宏大」的威胁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、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？他横眉怒目，不听调度。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，竟能以短短一张纸，把他「撤职」！再有二话，就要「查办」。──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！而江主席尚没有也。今为老李所取笑，岂不该三思哉？！ 　　朋友，没啥稀奇呢？政制「转型」罢了。吾一愿老李勿为「岛气」出岔；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，拿出气魄，迎头赶上也。──大清传统，以文驭武。袁、蒋、毛三公便宜行事，以武驭文。李、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，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「历史三峡」中，平安「出峡」了。──再说句政治学中的「老生常谈」：「制度者，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。」（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.）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，从专制「转」民治，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国父，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。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，「你们追随我革命」的蒋总裁，和那位牛皮大王，口口声望「完全为人，毫不为己」，却只会打烂仗、玩女人、作旧诗的毛主席，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。袁皇帝之可悲，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「转型史」中，他陛下既无此chance，更无此wisdom；所以下场最惨──几乎是「众口铄金」、「遗臭万年」，不学试究古今之变，略为之不平也。 　　今日呢！朋友，论chance真正是「千载难逢」也。中国政制「转型」已至「水到渠成」的边缘，一蹴可几。当年的孙文，哪有此机运？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，在紫金山上，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？──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，有没有其wisdom呢？ 　　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；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，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，纵有「灵犀一点」，也就冲不出了。智慧包在包袱里，有机会亦徒然也。 　　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──君不闻邓上皇「南巡」时之豪语乎：「政权在『我们』手里！」悲夫，「我们」是老几！「我们」之外的「他们」，又是老几！自命为全民之主，而心理上有若斯「尔」「我」之分，这在佛家便叫做「相」，叫做「魔」；在儒家便叫做「私」，叫做「乡愿」！有私有魔，就不能容，不能大。因此与孙国父的「天下为公」的器度相比，则显得「小」平之所以为「小」了。江公现在也在「讲政治」。如果江的「政治」，连个「全C生」魏京生、王丹都消化不了，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、连战、陈履安、钱复、张京育……这几十个大博土、「全A生」，来联合造反呢？──这是老江的大包袱；第一、二代革命家、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，装满垃圾的大布袋！ 　　总统有没个「布袋」呢？旁观者清，曰，重着呢！大的、宏观的，免谈。且谈点微观的、小的──由小看大。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国小，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，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。这就是个大布袋。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，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，本已捞过了界。──记得「史记、陈丞相世家」里，有个不故事：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，国内一年「决狱」（审判囚犯）多少？陈平说不知道，应该去问「廷尉」（司法行政部长）。皇帝又问，全国钱粮多少？陈平还是不知道。说应该去问「治粟内史」（农本局长）。皇帝有点不高兴了，说，那么你做丞相干么？陈平说，为官各有职守。我做丞相呀，干的丞相之事：上佐天子理阴阳、顺四时，下育万物之宜；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任其职……搞务实外交，平两岸关系，制定防空飞弹系统，清除黑金……大事多着呢！哼！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。 　　老子说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，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、皇帝和总统。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「中国史」，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──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。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？都没个定义（见重光葵回忆录），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，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，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，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同化，慰安妇是出诸韩妇、台妇之自愿，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，解放被压迫民族，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「终战」……，这种不知不觉，潜藏于下意识中，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，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。

　　不容「颠覆政府」 　　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，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？无他。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，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「转型」阶段，他是既无改制的「机会」，更无改制的「智慧」，所以败得百身莫赎。而今日这批领袖们，尤其是李、江二公，是既有此机会，也有此智慧（智慧是累积的）。若再惨败下去，那就太可惜了，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。我们摘比较史学、比较传记的人，以古证今，骨鲠在喉，顺便提一下罢了。 　　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。 　　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，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，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。不在话下，袁世凯是精明强干，对洋员华员，皆驾驭有方，知人善任。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、翰林徐世昌（一八五五─一九三九）屈尊作「参谋营务处总办」，庶务军需一把抓。武员则重用段棋瑞（一八六五─一九三六）等德国留学生，配合洋员，以德国模式，严格训练。袁本人亦着军服、扎皮带、穿马靴、挂佩刀；日则观操、夜则巡营。军令如山，纪律严明。小站中严禁吸毒。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。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，全营肃然。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。其原因盖有二端。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。袁军既亦采德制，延有德国教习，购用克虏伯军火。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。既然直接取经德国，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？再者，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，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，干脆不用留日学生，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。──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，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「历史反革命」和「现行反革命」也。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「不断革命论」的主张。既然「不断革命」，就必然有「不断反革命」。──试看剃头者，人亦剃其头！百余年来，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，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，如何下笔呢？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，已近尾声。台湾已无「反革命法」。大陆在现行刑法中，亦已改「反革命」一辞为「颠覆政府」。如此，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，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──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，严格多矣！搞比较史学者，怎能独怪老衰哉？！ 　　打入政治核心 　　总之，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「新建陆军」，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，全国瞩目。但是建立这支武装，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。君不见蒋方震（百里）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，当众举枪自杀。又不见蒋公介石（中正）受命主办黄埔军校，还不是一再辞职，一再不辞而去。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。 　　袁公总兵小站之艰难，不在二蒋之下也。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，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挂和花翎之后，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。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，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，「真如天海茫茫中之孤舟！」（见「李宗仁回忆录」第九章第一节）。 　　「不招人忌是庸材」，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材而生性跋扈，忌者如云，谗言四起。那时他的顶头上司，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。荣有专杀之权，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，荣便有心找个借口，杀袁而并其军。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，预备就采取行动时，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──荣是个旧军人，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。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，不但不愿加害，且欲引为心腹肋股。──两情相悦，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，而大红大紫起来，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。 　　荣禄（一八三六─一九○三）是李鸿章失势后，得西后尊宠的大清帝国宰相（直隶总督，北洋大臣，后又入阁作军机），手握重兵，权倾一时。笔者在论拳乱前文（见「传记文学」总三六七号）中，就提过他的兵权。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，有两大系统，约十余万人。 　　第一是「京畿戍卫系统」（禁卫军），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。 　　第二是「北洋国防军系统」，由荣禄掌握。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，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。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，改练成「武卫军」，共有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」五军。荣氏自将精锐的「武街中军」；而把袁世凯的「新建陆军」改名为「武卫右军」，纳入他的指挥系统。──这一系的「武卫」五军，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，而以袁的「右军」为最强，嗣扩充至万人以上，声威远播，朝野侧目。乱世抓枪杆，有枪便有权。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，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。此后不论是「戊戌变法」、「八国联军」、「立宪运动」、「辛亥革命」、「建立民国」……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。

四、记一失足的帝王梦

　　在本世纪之末，我们平心静气，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，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，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，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，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。就以袁世凯来说吧，笔者始自孩提，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。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，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，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。但是在忧患余生中，历经国破家亡，家破人亡，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，霜晨月夕，闭目沉思，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，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，圣贤禽兽之分，那有若斯之绝对哉？从不同角度观之，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。天何言哉？ 　　笔者不学，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，所读不下数百万言，近年述而作之，盖亦在十万以上。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？语云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；将货比货，吾为袁世凯悲，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。二人一为「能臣」，一为「才士」，均有足多者。小节出入，纵有可议，皆无伤传世之名。二人之错，错在晚节，错在一念之间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一为曹操，一为张邦昌，就遗臭万年了。汪精卫之失足，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，做宰相大梦，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，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，而拖其下水，有以致之。袁世凯之失足，则由于他身边，那个才德不称，也做其宰相大梦，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，联合袁氏那位浑球「太子」、欺父误国的袁克定，把老头子拖下粪坑，其失足情况，与汪氏如出一辙也……。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，说：「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。」袁氏称帝，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。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，别无足述，而其人又无行。睌年竟以好「男宠」而破产破家，贫困以终。项城一代枭雄、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，也真是窝囊之极。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，始共和，中帝制，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。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，而心比天高，囗若悬河，己且不知，何能教人？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，不败何待？然士君子为政，治国安邦，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，而曰为小人所误，终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而已。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，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，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，无一相侔，怎能不失败呢？思之可叹。　　　 　　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　　上篇已简略言之，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，改组了官制，修改了约法，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，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，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，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。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。真是所谓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」。想不到这阵东风，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，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（ Professor Frank J. Goodnow， 1859─1939 ），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「帝制优于共和」的宏论。这一下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，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、雕嵌宝座，要做起皇帝来了。 　　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？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、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、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，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。我国辛亥革命之后，传统的「王法」，开始向西方现代的「民法」转型，而自己无信心，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，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，和日本的有贺长雄。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，暂不管他；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，在纯学理上说，他对这个「顾问」（ advisor ）之职，胜任愉快，那是没得话说的。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，但是做起转型期中、动乱中国的政治（注意不是政治学）顾问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国古语说，「文章不与政事同」，正是这话。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，不在象牙之塔内的「政治学」，而是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的实际「政治斗争」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　　古氏之来华，根据中美官书，是通过「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」（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）的介绍而来的。但是实际介绍人，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（1887─1985）。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（1881─1958）。王是民国第一、二、三届内阁中，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，时年才三十挂边。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，为袁之心腹，才二十五岁。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，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，顾公微笑不答，但也没有否认，只说袁做皇帝时，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，未用过「洪宪」年号呢。 　　哥大校长巴特勒（ Nicholas M. Butler ）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。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，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，要是个精通「法国宪法」的专家。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、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，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──郅玉汝教授弄胡涂掉了。在郅兄看来，要研究制宪，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。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？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，所牵涉到的就不是「政治学」，而是实际的「政治斗争」了。　　　 　　不学美国、改学法国 　　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，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「美国模式」的总统制嘛。但是在孙、袁交递时，革命党人（尤其是宋教仁）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，在「临时约法」里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。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，就只有英法两国了。但是英国所搞的是「君主立宪」；法国所搞的则是「共和立宪」。英国式的「君主立宪」，原是戊戌变法时，保皇党康、梁所借用的蓝本，不应再用。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「共和立宪」了，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。【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，郅玉汝先生主讲「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」，民国六十六年（一九七七）四月二十七日，于台北国父纪念馆，页一二八。】 　　再者，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「法制局」，而不在「国会」的宪法起草委员会。先采用总统制，后改内阁制的「民元约法」，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。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，后虽升任农林总长，他和法制局，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，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。在二次革命前的孙、袁蜜月期，袁在韬光养晦，蓄势待发，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，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，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。所以才有「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，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，充任政府法律顾问，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」的安排【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】。 　　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。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，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，所能深入掌握的了。　　 　　古德诺其人其事 　　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巿的布鲁克林区，年五十四岁，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。在象牙之塔内，目不窥园；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案前书（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，晨边高地，森林茂密，狐鹿成群，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，与今日的嘈杂，迥若霄壤。），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、胸无城府的夫子，拿了两万五千银元（无税的年薪），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，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，加上高车驷马，婢仆保镳，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，文章有价。他自己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若论专业水平，和职业道德，历史家秉笔书之，都可说是第一流的。 　　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。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，却分成两段。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，晋见袁总统。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，便双喜临门。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（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）竟寄来聘书，聘为校长。经商请北京同意，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，出任新职。其在华顾问事务，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，仍由古氏遥领之。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，乘暑假之便，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，为时六周。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，不过一年半载。不幸的是，这一年半载，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。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，他底片言只字，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，都是无法估计的了。　　　 　　总统制的辩护士 　　上节已言之，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，正值宋教仁被刺（三月二十日），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（三月二十五日），紧锣密鼓，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；袁亦调大兵南下，志在削藩，南北战争，一触即发之时。更不幸的是，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「拜拜」。很自然的将美作华，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，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【见哥大存档，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；上引郅文亦有节录】。 　　再从纯学理出发，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，抓权太甚，有损于共和政体中「三权分立」的平衡；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「临时约法」，和正在制定之中的「天坛宪法」，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。古氏不以为然。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，乱源甚多，中央行政管理，应该强而有力。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，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，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，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，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。 　　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。笔者服务哥大期间（一九五二──一九七二）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。今次为撰写本篇，曾再往原馆查阅，其书卡犹存（书号分别为 B342.511 C44 及 441）而两书皆佚。遍询上下负责人，皆不知所终，为之痛恨不已。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；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【见U.S.Dept.of State，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， 1914。pp.42─51。】可供参阅。 　　此外，更使他反感的，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，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，党派偏见（ partisan ）太深，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，内阁向众议院负责（见「天坛宪法」第八十一条），纵在国会休会期间，他们还要保存个「国会委员会」，以代行国会职权（第五章各条）﹔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。这一来不但把「三权分立制」，变成了一权独大的「国会独裁制」，那个与国会平行的「大总统」，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。（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，汪、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；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。）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（ Legislative Power ），侵犯行政权（ Executive Power ）的建制，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，和不应该存在的。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，在「天坛宪法」经国会通过后，未出四天，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，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【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──一三五】。 　　【笔者附注：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，亦数见不鲜。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，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，正把美国朝野，弄得天翻地覆。笔者不学，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，曾把这宗宪法纠纷，从开头就跟踪到底。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，由于行为不端，偷鸡摸狗，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。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，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，要赶他下台。其实此案从头到尾，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，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，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。话说从头，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，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，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，乃拨下巨额预算，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，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……。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，和美国立国哲学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」的实验主义，也是邓小平「黑猫白猫」哲学，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。不幸近二十年来，风向右吹，最高法院、国曾，和独立检察官、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。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，早就深恶痛绝，而无如之何。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，又好色过度，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。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，乃以此为借口，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，斗垮、斗臭。史达的权力，本极有限，要查明享有特权，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，婚外奸情，原属不易。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，不顾国家荣辱，和宪政原则，竟与史达通力合作，赋与史达一切权力，把总统奸情，查得须眉毕露；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，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，成何体统。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，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，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，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，也太不成话了……。简言之，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，走火入魔的怪现象。不过吃一堑，长一智，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，肯定是不会再有了。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（实验主义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。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，实未尝参透也。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「定型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，始能搞「一点一滴的改革」。美国今日这个「独立检察官」之存废，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，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，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而人头滚滚了。姑引目前这段时事，来帮助说明，在我国民国初年，民主学步初期，政治转型过程中，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。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，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，下列论文，颇堪一读： Andrew Sullivan，“ Going Down Screaming”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. Oct. 11， 1998. pp. 46ff. 】 　　长话短说，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，正值中国政坛，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；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，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，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（ defender ）。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，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，在这场南北战争中，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，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「魔鬼辩护士」；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（和后来的帝制派）的最有力的理论「中坚」。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，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，如上篇所述的新的「大总统选举法」、「解散国民党训令」、「停止国会议员职权」、「废弃天坛宪法」、「增修临时约法」、「颁布新约法」、「实行一院制」、「废除内阁制」和「总统世袭制」等独裁政策的推动，古氏的理论，纵无决定性的影响，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，尤其是一院制「新约法」的颁布，古氏且以吾道得行，引以为慰呢。【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，作主题演说（ Keynote speech ）时，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，对「中华民国约法」（新约法）推崇备至。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「北洋军阀」卷二，页九三九─九四五，原存顾维均私档；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；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，纽约时报： Dr.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.） 　　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，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（ advice ），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，但是总统派（和后来的帝制派）则对他的「纯学理」毫无兴趣。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「总统制」和「中央集权制」的大力宣传。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，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，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「御用文人」，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，对诡谲的中国政坛，毫无认识，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，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，几至不能自拔。其被栽赃，栽得最惨，而百口莫辩的，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「帝制优于共和论」了。　　　 　　「帝制乎？共和乎？」的英文原著 　　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，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，袁政府大难不死，外患稍纾，喘息方定，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，重作旧梦。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，既然适时归来，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，请古顾问就以评议「天坛宪法」为题，就世界各国现时所实行的国体，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，以为袁氏本人，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。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，万里归来，所为何事？因此乃尽展所学，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，以报知遇。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「密件」，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。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「共和与君主论」，文中并强调「君主制优于共和制」，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，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「筹安会」的圣经了。后来袁氏帝制不成，身败名裂而死，遗臭后世。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，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，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，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，竟因此一败笔，而前功尽弃。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，声望之隆，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，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，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。不幸古校长竟因「助袁称帝」之嫌疑被黜，使他合恨终生，也真是无妄之灾。 　　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，即颇思一读古德诺「共和与君主论」之原著，以见其真相。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，未能如愿。战后留学来美，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，还是一无所获，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，此件亦无踪影。真是踏破铁鞋，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【见上引 Foreign Relations， 1915.pp,53─58】与原汉译本互校之，颇开茅塞也。【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，「君宪实录」。上引「北洋军阀」卷二，页九四六─九五一，和上引郅玉汝讲辞，均收为附录，可供参考。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。】　　　 　　承继式的寡头制，优于非承继式寡头制 　　古德诺这篇论文，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，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。纵是在开明史家，如不才的老友李新、李宗一（已故）两教授笔下，也是篇大大的「谬论」【见李新、李宗一主编，「中华民国史」第二编，第一卷下，一九八七年，北京中华书局版，页五七一，末段】。其实从法理、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，古老头这篇「谬论」，还不算太「谬」。他的谬，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（ political naivety ）……。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，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。学术虽是中立的，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、是非之地，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。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，把它当作一篇「史论」来读，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。 　　提要而言之，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，如帝制也，共和也，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。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。即以共和政体（ Republicanism ）来说吧，百余年来之大国，行之最有效者。实只美法二国而已。美国立国之初，其志只在独立，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。只以移民海外，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。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，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、纵接受黄袍加身，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，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。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，偶然固大于必然也。加以北美地广人稀，生活条件优厚，教育发达，民智大开，人民视参政为义务，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，浸为民主大国，适者生存故也。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。 　　再看法国：法国革命（一七八九）直承美国革命（一七七六──一七八四）之余波，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，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，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「适应」，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。以故时不旋踵，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。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，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，建立第二共和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，原革命将领、老拿破仑之侄，竟背叛共和，恢复帝制。直至一八七○年之普法战争，首都巴黎陷敌，帝国崩溃，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。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，三起三落，实未能一蹴而几也。 　　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，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，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，乃相率建立墨西哥、阿根廷、秘鲁、巴西诸共和国。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，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，因此画虎不成，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。然各独裁政权，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，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，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，因无固定继承人，则往往群雄并起，争夺政权，就弄得全国大乱，民无噍类矣。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（ porfirio　Diza ）为例。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（一八七六─一九一○）。最初亦能相安无事。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，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，而弄得群雄并起，一国之内总统五人，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。所以古老说，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，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，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。因为搞帝王专政，它还有个老香火、老法统可依法行事。老王晏驾，自有小王按老法统，和平接班；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，一旦老寡头死了，众多小寡头，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。【笔者按：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：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：孙中山死后的汪、蒋；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、贝利亚，和赫鲁晓夫；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、林彪、四人帮和凡是派；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、赵紫阳和江泽民……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，搞真帝制。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（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专制），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（ Non─Hereditary Autocracy 个人独裁制）要高明多多也。　　 　　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　　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：搞废除帝制、建立民国，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。远在十七世纪中叶，英国就发生过一次「辛亥革命」。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，名字叫克伦威尔（ Oliver Cromwell， 1599─1658）。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「废」掉了。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、定罪，然后砍头。砍掉国王脑袋之后，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，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，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「监国」（ Protector ）。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（一六四九──一六五八），年老多病要死了，却没个接班人。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。总统死了，如何接班，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。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，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（ Richard Cromwell， 1626─1712，译名用民初原译）做继任小总统，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，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，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。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。国会内的老议员们，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，还是「复辟」的好。国会提议，全国同声说好，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（ King CharlesⅡ， 1630─1659─1685）。大英共和国，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，以迄于今。目前这位黛安娜的前夫，如能进德修业，不久他可能又要做「英王查理」了。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？所以古教授说，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，没啥轩轾，各有所适罢了。按目前中国的教育、文化，和政治、社会各种条件，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。若行共和政体，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。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，和限制代表制（limited representation）为宜，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。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「儒士」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。 　　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，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，不可以人废言，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（ abstract ），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。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，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。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，毫无所窥。他不知道，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，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（戊戌变法）而彻底失败的结果。如今改道试行共和，也只是困难重重，并没有彻底失败。此时要舍「辛亥」，而返「戊戌」，岂非庸人自扰？ 　　纵使如此，读者朋友们，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，在袁、孙、蒋、毛、邓、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，政治发展的史实，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，这位美国的古老头，实在也是个能写「推背图」的预言家呢。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，本身并无大疵，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，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。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，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，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。古德诺分明说的是，共和帝制各有所适，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「共和不如帝制」了。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。 　　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，他也保留个但书：那就是这个反转型（从个人独裁，立正向后转，再来搞帝王专制）必须：（一）要全民认可，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；（二）列强，尤其是日本，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；（三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。三者缺一不可也。至于这三点，中国是否做得到，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。换言之，解决中国问题，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。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。　　　 　　「筹安会」是个什么东西？ 　　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，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，却捡到鸡毛当令箭，就乘势拉开帏幕，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。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「筹安会」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，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，事实是其来有自。上篇曾提过，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，司马眧之心，固已路人皆见。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，似亦不在袁氏之后。袁氏之行为，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。 　　根据史料推测，我们大致可说，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。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，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。杨撰「君宪救国论」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，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，甚或出于袁之授意，时在古德诺的「共和与君主论」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（古文撰于七月底）。袁氏批阅杨文之后，大为欣赏，乃援笔亲书「旷代逸才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。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，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，近地胡椒不辣，美国和尚好念经，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，才决定利用古德诺。君子可以欺以其方。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，天真的（ naively ）大掉其书袋，就上当了。本是象牙塔中人，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，可不慎哉？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「远地和尚」，不只古德诺一人也。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。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、张仪，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，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「外臣」呢。（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，「袁世凯窃国记」，页二三八）　　 　　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　　但是袁、杨二人，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，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，而迟迟未敢公开。等到两难同纾（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；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）之后，适值古氏返华。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，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，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，其蛛丝马迹，就不难细寻了。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，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，吾断其绝非偶然也。 　　古氏宏文一出，他们就揭开面纱，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。因此从表面上看来，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。古氏又岂是笨人。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，得讯之后，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，说明真相；另外取得袁氏批准，随即在「京报」的英文版（ Peking Gazetta ）上披露其原文，以正视听。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，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。「君宪优于共和」的囗号已传遍全国。古德诺这个洋顾问，再怎样招待洋记者，来痛加批驳，也是枉然。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，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，人去楼空，杨度（别署「虎公」）就变成古顾问「君宪救国」的代言人了。 　　【笔者附注：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，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，可是八九十年之后，原载报刊多已断烂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寻觅不易。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，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，对他都十分注意。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。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，足堪检阅，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（J. V. A. MacMurray ）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，及其它附件，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（ China ），pp.48─53.】　　　　 　　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　　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八月二十三日。随即发布启事，在全国征求会员，并宣布「宗旨」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，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。专谈学理之是非，「此外各事概不涉及」。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，被帝制派媒体，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，都誉之为「筹安会六君子」。六人公推杨度、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。严复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为理事，杨度的「君宪救国论」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。上节已提过，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，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，杨则绝对化之为「君主优于民主」，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，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。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，未加删节。　　 　　六君子还是六小人？ 　　「六君子」，在传统中国历史上，原和「七贤」、「八骏」一样，是对一般朝士，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、守正不阿，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，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（其反面便是什么「三害、五虎」和什么「四大不要脸」了）。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，宋朝的政治冤狱里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「六君子」。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，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「六君子」，最为知名的。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，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「六君子」，就更是无人不知了。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，够不够资格，也顶个「六君子」之名呢？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，就人论人而月旦之，则杨度这个六人帮，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，也不算太过分。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。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，社会上正随处皆有。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，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，但见朝野一片朝气：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则朝气全失。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。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：「你说奇怪不奇怪呢？奇怪不奇怪呢？」【见「李宗仁回忆录」第五章一节，末段】 　　回忆不多年前，笔者访台时，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，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。蒋公阅报气愤不已。告我说，他幼年在故乡时，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。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，知府降级。再严重一点，县城府城的「城墙垛」都要削平，科举停考，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。蒋公也一再叹息说：「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？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？」　　 　　民国为何不如大清？ 　　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，所听到类似的「今不如古」和「一代不如一代」的叹息，正是千千万万。上举李、蒋二公之言，冰山之一角耳。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，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：「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。」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，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。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，叫做：「为什么国民党做到，我们（共产党）做不到？」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（如地方政府中的「迥避制」），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。何足怪哉？ 　　这一古怪现象，朋友，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。我们中国，不论怎样，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，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，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，所谓封建帝制，也未必全是垃圾。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（ socio─political entity ），不可能一无是处，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（ challenge ）而逐渐崩溃之时，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，和名人字画，不可玉石皆焚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，都是「一次革命论者」，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，都信心十足，甚至骄横万状（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），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，立刻就可耸入云霄。结果往往适得其反，新居未建，而故居已拆，群众露宿街头，饿殍载道，疠疫横行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，民国不如大凊了。岂然哉？岂不然哉？ 　　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，吾人今日回看，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，除旧布新，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，不断改进实践，非两三百年不为功，哪可一蹴而几。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。三峡过尽，实验告终；国有定型，民有共识，始可重享太平也。明乎此，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「封建残余」，居然能以「六君子」头衔，来招摇过市，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，和实际需要的。只是「人间无水不东流」，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「共和政体」的「民治时代」，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「客观实在」，是不能掉头的。民国搞得再糟，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，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，「民治时代」这个婴儿，迟早是要出生的，只是「六君子」者流，为时过早，见不及此，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，而要恢复帝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　　　 　　「六君子」解剖 　　杨度（一八七五──一九三一）此人，若论「现代学识」，由于时代设限，原是个二百五，但其人品潇洒，智商甚高，在辛亥前留日时，即颇有才名，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。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；中山亦甚为器重。他虽薄革命而不为，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，对他既不相强，亦不敌视，二次革命后，他投入袁氏阵营，主张帝制，虽不无宰相野心，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。杨氏晚年（死前二年，一九二九）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，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，亦不能以投机目之。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，已躲入地下，实在无机可投也。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，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，一朝顿悟，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。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，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，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？时代使然也。 　　至于孙毓筠、李燮和、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，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，冲锋陷阵，亦尝出生入死。如今摇身一变，拥袁称帝，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，穷而思变的结果。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，亦未尝疾言厉色，目之为「反骨仔」也。若论严复与刘师培，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，望重士林。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，蔡元培、胡适之之前辈也。他在学术界的地位，笔者所论已多，在今后文化篇中，仍当续论之。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。有人曾说，严本无心佐袁称帝，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，初未获严之首肯。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，则可定论。否则帝制失败后，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。 　　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，与太炎齐名，黄侃之业师也。早年留学日本时，曾加入同盟会，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，然未废所学也。刘师培（一名光汉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，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，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。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，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。相反的，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，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，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，可能也是受了严复、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，参加劝进的影响。据袁的心腹传言，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。【见上引李新书，页五七一，转引自「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」，载「学衡」十期】朋友，人总是人嘛。「做皇帝」何人不想？老兄，坦白点。你不想？我不想？你我都想，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。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，他们的想与不想，就在一念之间了。　　 　　又想、又怕，又默认、又否认 　　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，已如上节所述。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。「做皇帝」的诱惑力虽大，为个人利害着想，事到临头，权衡轻重，他也既想着，又怕着。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、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，问及帝制计划时，袁说：「我绝对无皇帝思想，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。我今年五十八，就做皇帝能有几年？况且皇帝传子。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；二儿子克文假名士；三儿子克良土匪。哪一个能承继大业？你尽管放心。」 　　【笔者附注：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，传世版本甚多，也略有异辞。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。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，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，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，故较为可信也。见张国淦遗稿「洪宪遗闻」，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「文史资料选辑」，第一辑，一九八六年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，一三六。以下简称「文史资料」；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，请参阅「晚清七十年」，卷五，有关袁家各章。】 　　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，老冯也信以为真，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，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。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，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，要逼他做皇帝，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，不问国事。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。他已嘱其略购薄产，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，云云。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，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，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，袁如易共和为君主，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。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，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，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。谁知袁某血口未干，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，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；冯国璋也大为生气。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，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。他两家亲如骨肉，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呢？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，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，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。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。「做皇帝」是何等大事！袁氏面临这个「做不做皇帝」的重大抉择，他原是又想着，又怕着嘛。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，也是一边默认，一边否认的。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，默认是真，否认是假。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……。朋友，他老人家，原来就是又想着，又怕着嘛。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、又否认的矛盾行为。不知如何是好嘛。朋友，做皇帝是搞着玩的？真是愁煞人，天不管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　　 　　一则以喜、一则以惧 　　试问袁公何所喜？他喜的是，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，在筹安会策动之下，未几即全国风行，如野火燎原，一发难收。筹安会的原始计划是，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，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，附寄古德诺论文，及入会志愿书，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，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，并请中央各官府，及各省区选派代表，齐集北京开会，共决大计。果然各省区、各官府寄覆函电，直如雪片飞来。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，文武官员，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、表态、劝进。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、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，其它如杨士琦、梁士诒、陆征祥、章宗祥、周自齐、朱启钤等等，都争先恐后，排班劝进。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。 　　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，除冯国璋、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，时未经旬（九月二日之前），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、龙济光、张作霖、赵倜、靳云鹏、倪嗣冲、陈宧、唐继尧、汤芗铭、阎锡山、张怀芝等等，所谓「十九将军联名劝进」的通电。声势夺人。 　　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，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。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，并派员来京，共襄盛举。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，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，呈请政府施行。甚至实时黄袍加身，拥戴袁氏立登大宝。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，如此行动于法何据？不得已乃改采「国民会议」形式，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，组织国民会议，决定改变国体，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。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，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，势难配合。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，以「公民请愿团」之方式行之，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，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。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，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，代表性亦大也。这一来，果然问题解决，盗铃掩耳，皆大欢喜。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，直如雨后春笋，连人力车夫请愿团、乞丐请愿团、妇女请愿团，乃至妓女请愿团，均纷然杂陈。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「请愿」国体改制，由共和改君主，并拥戴袁大总统为「中华帝国皇帝」。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，乃票决组织「国民会议」，以顺从民意，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，诸多不便，乃由「财神」梁士诒拨款补贴，建议组织全国各界「请愿联合会」以代之。梁之建议，的是神来之笔，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，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「宪政协进会」，渐次隐没，退出历史。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、人才鼎盛的「全国请愿联合会」一肩挑之矣。【参见高劳着「帝制运动始末记」，及黄毅着「袁氏盗国记」，选载于「北洋军阀」卷二，页九二二、九七五】　　 　　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　　历史家于世纪末，秉笔书之，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，实在是一场丑剧、闹剧，和悲剧。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，浪打船翻，其丑、其闹、其悲，不更有甚于此者乎？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，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，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。在转型期中的中国，国无定型，民无共识，政无法统。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，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，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、民不聊生。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，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。在一个有制度、上轨道的国度里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、各方面的领袖，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。 　　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，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、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，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，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，庸人自扰、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。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，时未经月，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。号称会员万人，分会遍及全国，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。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，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。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，参政院中其它政客亦急欲染指，乃一变而为「全国请愿联合会」，原先之六君子，乃扩大为「十三太保」。然「请愿」团体究不能改变「国体」，乃承旨组织「国民会议」，再跃而为「国民代表大会」，由各省区、各行业分别选出「国大代表」，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，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。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，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，以决定国体。如此这般，各省区，各行业（包括「硕学通儒」）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，投票完毕，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，共投同等票数，「一致赞成（改变共和）为君主立宪国体」。据此，十二月十一日，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，三呼万岁，向袁大总统恭上「推戴书」，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，并乞顺天应民，早登大位，以定国基。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，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。 　　【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。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「北洋军阀」卷二，丁，「袁世凯统治的垮台」，页九一九──一三四九；戊，袁世凯公牍选编（一九一二──一九一四），页一三五○──一四○○。】　　 　　梁启超、蔡锷与袁世凯 　　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，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上节已提过，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；但是兹事体大，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，经验丰富，知道后果严重，不敢轻试。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，心理上既想之，又怕之。掉句古书，那就是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」。上节已略有交代，他喜的是承旨者多，儿孙满堂，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。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，竟有今日，安得不喜？此人之常情也。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，他内心怕怕，实与喜悦同深。 　　袁公又怕些什么呢？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，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。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，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。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。仰望黄袍，各有私心。慢说他想做皇帝，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，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。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，袁的北洋军系统，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。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，他想另组「模范团」作第二「小站」，来改造北洋军。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，无人可用，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。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，原是一石二鸟。一方面是为着削藩；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、青年的蔡将军（一八八二──一九一六，时年三十二岁），以夺回军权，彻底改造北洋系。为此，梁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，而由衷感激，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。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。 　　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。不幸竖子成名，虎头蛇尾，他那个锦绣江山，后来就是在段、冯、张杯葛之下，被梁、蔡师徒，一文一武打垮了的。下章再详叙之。　　　 　　列强干扰和军费无着 　　袁氏第二大怕，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，尤其是日本。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，列强拒不承认，甚或乘机混水摸鱼，出兵干扰，助长地方叛乱，那他就无法应付了。近代中国史家，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，每喜各为其主，护党骂袁。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，叛国卖国。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，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，还各有其笔杆也。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，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，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，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，袁氏之呕心沥血、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（ record ），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。若以春秋之笔，作诛心之论，则比诸蒋公的「按内让外」（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），被逼抗战，和却赔保皇；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，「感谢日本侵略」，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，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。史家执笔，能不三思？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，所以他搞起帝制来，也就畏首畏尾了。 　　袁氏之第三大怕，厥为经济。二次革命时，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，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，实有绝大关系。然可一不可再，设因共和改制，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，袁氏要用兵平乱，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，此亦袁氏所深知也。　　 　　上车、煞车，与翻车 　　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，所以他搞起帝制来，因为目标诱惑太大，他虽然永远热中，但也始终犹豫。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，但知疯狂拥戴，推得衰迈老人上车，勇往直前，从不后顾，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，则频频煞车减速（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，后座都装有煞车，以防司机之暗算），以策安全。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，按日细计之，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，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。 　　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，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。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。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，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，拖入宝殿，来个黄袍加身了。忽然内府传谕，说大总统有话要说，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，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。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，拒绝推戴。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、副总统黎元洪，亦自退隐之处，赶来听讲，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。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，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。杨士琦传谕说，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，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。接着便强调说：「本大总统所见，改革国体，经纬万端，极应审慎，如急遽轻举，恐多窒碍，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，认为不合事宜。」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。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，也为的是「巩固国基，振兴国势，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，自必有妥善之办法」。【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「政府公报」】换言之，如经过一个「国民会议」，或「国民代表大会」一类机构之公决，那自当别论，如是则「本大总统」也未始不可考虑也。 　　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，也十分明显。果然三个月之后，经过「全国代表大会」，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，改变国体，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，这个「多数国民之公意」，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，于十二月十一日，三呼万岁之后，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，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。 　　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，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，异曲同工，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流芳百世，和遗臭万年，契机只在一念之间。悲夫！（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）　　　

咋不整成e书啊，兄弟。

杂糅的吧，好像是《晚清七十年5》的前三章和《袁氏当国》的第六章

是啊，楼上说的对

不过还是好文，再看一遍也舒坦

唐德刚的文字虽很朴实，但很真实

我们也快驶出历史的三峡了吧。。。

他的书解禁了？ 唐德刚先生的作品的确有浓重的主观因素 对史料的处理上也缺乏那么一点严谨的制史之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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